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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刊刻及其递延脉络

来源:明朝那些事 时间:2019/9/20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明代是《楚辞》评点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尤以万历时期为著。明代万历以前属于《楚辞》评点的初步酝酿阶段,虽然此时已出现楼昉于其选本中引入评点的尝试性实践,以及相关《楚辞》版本中眉批形式的出现,但都还不够成熟。万历间是《楚辞》评点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楚辞》评点本刊刻、传播,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质量较高评点本出现的重要发展转变。进入天启后,以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的问世为标志,《楚辞》评点达致顶峰。除此发展的脉络外,各时期的《楚辞》评点本亦呈现出多元化、百花争艳的的存在样态与格局。

关键词明代《楚辞》评点递延脉络

作者罗剑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12期。

评点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面对现存富赡而驳杂的评点文本,相对于小说、戏曲评点,近年来诗文评点虽也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但研究成果仍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楚辞》评点仍需作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自南宋楼昉《崇古文诀》发端,至明末陆时雍《楚辞疏》、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来钦之《楚辞述注》诸本问世,《楚辞》评点的刊行与传播已跨越数百年。对此,相关书目著作早已多有载录,示人以津逮,嘉惠学林良多。而随着“四库”系列及“《楚辞》文献集成”“《楚辞》文献丛刊”等丛书出版问世,部分评点本得以影印刊行,亦为材料的获取提供了很大便利。以此为基础,非常有必要对明代《楚辞》评点内在的递延脉络作系统的清理与考察。

一、明代万历以前之《楚辞》评点

在明代之前,南宋时期楼昉的评点选本《崇古文诀》即选录了屈原的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开启了《楚辞》评点的先声。楼昉字旸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历官守兴化军,卒追赠直龙图阁。楼昉曾受业于吕祖谦,《崇古文诀》也是在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影响下编成,因楼氏择选完备,发明精当,故该书为学人推崇。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四库全书总目》亦云:“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盖昉受业于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予以较高评价。

《崇古文诀》

该书凡三十五卷,自秦汉以下至宋代,共选录古文二百余篇。其中属于《楚辞》者,见卷一“先秦文”,依次有《卜居》《渔父》及《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诸篇。该书评点形式单一,相关评语仅见于各篇篇题之下,十一篇凡十一条,内容则多论及各篇主旨、行文风格、写作手法等,具有“解题”性质。如果从评语内容的角度来看,这大致类似于后世评点本中的卷(篇)末总评。经过考察,这些评语实际上全是本朱熹《楚辞集注》而来,其中或是由《楚辞集注》转录而成,或是以《楚辞集注》为据又进行重新阐说,看似有别,实则相同,总体而言,楼昉并无多大发明。如《东皇太一》篇云:“太一天之贵神,祠在楚东,故曰‘东皇’。此篇盖言己至诚尽礼以事神,愿神之欣悦安宁,以寄人臣竭力尽忠、爱君不已之意。”《云中君》篇云:“云中君谓云神也,《前汉·郊祀志》言‘汉武帝置寿宫神君’,亦此类。言神降而与神接,故既去而人思之不忘,因以寄臣子慕君之意。”《湘君》篇云:“湘君谓尧长女娥皇,为舜正妃。舜巡狩崩于苍梧,二妃遂死于江、湘之间。此篇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慕君之意也。”《大司命》篇云:“《周礼·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宫,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原非徼福于司命也,所谓顺受其正者。”《少司命》又云:“末章盖言神能驱除邪恶,拥护良善,宜为下民之所取正,则与前篇意合。”以上皆可于朱熹《楚辞集注》中找到基本相同的说法。

重新改写而内容实同者,如《卜居》篇楼昉云:“屈原阳为不知善恶之所在,假托蓍龟以决之,非果未能审于所向而求之神也。居谓立身所安之地,非宫室之居也。”此条由朱熹《卜居》篇小序而来:“屈原哀悯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故阳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蓍龟以决之,遂为此词。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说者乃谓原实未能无疑于此,而始将问诸卜人,则亦误矣。”又如《渔父》篇:“渔父盖古巢由之流、荷蒉丈人之属,或曰:‘亦原托之也’。”朱熹则曰:“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巢由之流”“荷蒉丈人之属”,皆为古代“隐遁之士”,楼昉所论又实同于《楚辞集注》。再如,《山鬼》篇:“此篇反复曲折言己始以志行之洁、才能之高,见珍爱于怀王;己亦爱慕怀王,纳忠效善,而终困于谗,不能使之开寤;君虽未忍遽忘,卒为所蔽,而己之拳拳终不忘君也。”朱熹语则作:“今按,此篇文义最为明白,……则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洁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见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怀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遗所思者,言持善道而效之君也;处幽篁而不见天,路险艰又昼晦者,言见弃远而遭障蔽也;欲留灵修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于谗也;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二者详略虽有别,内容却仍是一一相对应的。

如果说以上楼昉皆未言评语出处的话,在《河伯》篇他则对转引作了明确说明:“晦翁云:‘巫与河伯既相别矣,而波犹来迎,鱼犹来送,眷眷之无已也,屈原岂至是而始叹君恩之薄乎?”此条于《楚辞集注》见“波滔滔兮来迎,鱼隣隣兮媵予”句下。楼昉对于《河伯》篇题下的这条评语如此处理,是欲以此来括涵其余,还是由于朱熹此语本已无可附加,只有照录于此,内中因由,已无从考实;但是这种将《楚辞》经典注本中话语引入评点本变为评语的做法,却对明代早期的《楚辞》评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明代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本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中,就有大量的《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中的内容,并且这种现象于明代《楚辞》评点诸本中均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这与楼昉《崇古文诀》的影响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自《崇古文诀》至明代万历以前的这段时间,《楚辞》评点本的刊行是较为沉寂的,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本问世。但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查阅这一时期相关《楚辞》版本的过程中,发现在明正德十六年()刊《楚辞旁注》中,已经有了眉批的形式。《楚辞旁注》八卷,冯惟讷校刊,该本正文篇目次序全同朱熹《楚辞集注》,但不录朱序与注文,眉间多有文字,内容皆及音释。其注音主要包括同音相训和反切两种方式,如《九歌·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句眉端,该本云:“琳音林,琅音郎。”《九歌·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句眉端,该本云:“降叶胡攻反。”《九歌·湘君》“横流涕兮潺湲”句眉端,该本云:“潺仕连反。”等等。关于这些注音,崔富章先生认为是冯惟讷所为,但经笔者比对后发现,这些注音实为冯惟讷从朱熹《楚辞集注》转抄至此。就该本来看,这种引入评点形式来作为注音方式的做法,应当是受到了当时已然渐兴的文学评点的影响;同时,这种注音方式于之后出现的早期《楚辞》评点本中,仍多有所见,这又能说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应当是属于《楚辞》评点的初步酝酿阶段。虽然在此时已经出现了楼昉于其选本中引入评点的尝试性实践,以及相关《楚辞》版本中眉批形式的出现,但这还都不够成熟,还不足以催生出严格意义上的《楚辞》评点本的问世。

二、明代万历间之《楚辞》评点

就笔者目及的资料来看,万历十四年()冯绍祖校刊的《楚辞章句》是明代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本。冯氏就是在这一重新校定、刊刻王逸《楚辞章句》的过程中,采用了评点这种批评形式。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在“印古”“铨故”“遴篇”“核评”“译响”五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这在其“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中有详细说明。“议例”五则之中,“第四核评”是专门就评点来讲的。兹引录于下:

第四核评

《楚辞》评,先辈鲜成集。即抽绪论,亦咸散漫。兹悉发家乘,若张氏《楚范》、陈氏《楚辞》、洪氏《随笔》、杨氏《丹铅》、王氏《卮言》等集,一一搜载。而先王父小海公间有手泽,随列之。要以佐《章句》及洪、朱二氏所不逮。如世所讥,优场博戏,观者亦与寓焉。固用修滥觞,抑似续凫不取也。

针对“《楚辞》评,先辈鲜成集”的事实,冯绍祖“悉发家乘”,广搜博征,可谓用力甚勤。除此之外,尽管冯绍祖“一意存古”,“断以王氏本为正”,但洪兴祖、朱熹二家注中,各有“裨益”之处,冯绍祖亦予以择取,并“标其概于端”。这里的“端”指的是眉端的意思,而“标其概于端”,则是说冯氏在择取洪、朱二家注的过程中,对有些材料作了删节、改动,之所以如此,则是受限于眉端空间狭小的缘故。但值得注意的是,冯绍祖在列举完诸家评之后,又称“要以佐《章句》及洪、朱二氏所不逮”,这实际上又暗示出冯绍祖“注评合一”的意识。非但如此,以诸家评佐三家注“所不逮”,显然诸家评在该本中的位置是次于三家注的。另外,佐《章句》所不逮者,还有音韵。《楚辞》之音多楚,而“《章句》弗详考”,故而仅以《章句》为据的话,欲“一通其响”者犹难,故绍祖又“取洪、朱二氏者谓为紬绎焉”,以“宣其音响”。由此来看,作为较早的《楚辞》评点本刊刻者的冯绍祖,其对于评点的认识可以说还是不够自觉和成熟的,而这反映在该书中,呈现出的便是这种“以注为主”“注评合一”的格局。

如对该书所载作全面审视的话,则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该书在文中所采用的评点形式主要有卷首总评、眉批、旁批及卷末评四种。其中所引洪、朱二注,在以上四种形式中均可见到。比如旁批在该本仅见于《离骚》篇,全是朱熹以赋比兴论《骚》的内容,所选洪、朱二注中的音释,皆见于该本眉批,其他则分散于卷首总评、眉批与卷末评中。而后者的内容则多集中在对于《楚辞》字词、语句、行文脉络以及文章旨意等方面的阐说和揭示上。就数量而言,该本所引洪、朱二注,可以占到该本所引全部内容的二分之一。同时,《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之外,该本又杂选自西汉刘安至明代王世贞、刘凤等四十二家论评之词。在这些评家的论述内容中,有些也带有较浓厚的训释色彩。

《楚辞补注》

冯本呈现出来的这种“注评合一”的倾向,实际上是文学评点发展初期所具有的普遍现象。如在戏曲评点领域,明万历八年()问世的徐士范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是现存较早的戏曲评点本,该本的评点形态即是以释义为主,兼插题评,朱万曙先生将这种评点形态称作是“释义兼评”型。而小说评点领域亦然,就现有资料而言,小说评点的最早作品是明万历十九年()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此本已经初步具备了评论的性质,但是仍以释义为主,如该本正文中标有的批注形式主要有“释义”“补遗”“考证”“音释”“论曰”“补注”“断论”等数种。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方面来考虑:在文学评点发展初期,由于文人尤其是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的名人还没有真正投入到评点这种活动中来,从而造成时贤名家评点材料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刊刻者基于读者阅读和市场销路方面的考虑,尽管已经引入了评点形式,却苦于无所依傍,而主要只能做一些训释字音、疏通文义方面的工作。就冯本而言,其引入洪、朱二注,就是基于“俾读者得以详考”的考虑,当然冯本中也大量引入了前代诸家的评《骚》之语,这是因为《楚辞》自问世之后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学术积累,有着较多的评论材料可资借鉴,冯氏对于前代评论的择取也即在情理之中,而这也正好从侧面反映了冯绍祖在校刊该本之时,可供选取的“当代”文人评点《楚辞》的材料较少。因此,对于文学评点而言,最关键的就是文人评点实践的参与,而事实也证明,文人特别是名家无功利性、自娱性赏鉴活动的开展,直接刺激的就是其相关评点的印行与传播,书坊主与评点者相互配合,才使得文学评点日益兴盛。

在冯本问世之前,已经有文人开始了关于《楚辞》的评点,目前可以确考的至少有两位,即冯觐和陈深。在上引冯本“议例”之“核评”中,冯氏所云“先王父小海公”指的就是冯觐,而“陈氏《楚辞》”之“陈氏”则是指陈深。冯觐作为一位评点家,除《楚辞》之外,还曾批点过《商子》。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刻本《商子》五卷,题“秦商君公孙鞅著”“明钱塘冯觐晋叔点评”。该书卷首有冯觐《点评商子序》,署“嘉靖己未重九日小海道人冯觐书于联桂堂”,据此可知,冯觐在嘉靖三十八年()就已经将《商子》“点评”完毕了。这也从侧面为冯觐批点过《楚辞》提供了可以信服的佐证。陈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经考证,陈氏《楚辞》评点见于其所作《秭归外志》。

冯觐、陈深均曾批点过《楚辞》,其评语后来也均被冯绍祖收录。就冯氏所引二人语来看,有些是以疏解屈赋来立言,有些在持论上与传统儒家的诗教文艺观念也颇为相合。除此之外,冯、陈二人已能较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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